股票配资实盘交易 1982年陈云的预言成真，上海市委派人奔赴长沙，取回两人骨灰赴京

1982年陈云曾作出一个关键预言，数年后上海市委专人远赴长沙，护送两位重要人物骨灰进京

1938年仲夏，延安革命军政大学的小礼堂里灯光昏暗，讲坛上负责情报培训的潘汉年刚讲完“潜入敌后”案例，一名女青年在台下举手提问：“潘主任，假如联络中断了，怎样保证密写材料安全？”他微微一笑，答：“把秘密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，比如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。”这一问一答，让初到延安、刚从香港背井离乡的董慧对这位沉稳干练的特科骨干心生敬意。两个人并不知道，命运已经把他们系在了一起。

董慧出身显赫。其父是道亨银行董事长，家中来往多是英资洋行与商界巨头。日军南侵后，金融网络被切割，她却毅然通过海路奔赴西北。英属香港的见闻加上银行世家的背景，使她能够迅速上手财政和外事情报的整理工作。延安需要这样的眼界，周恩来亲自签字，将她分配到中央社会部。这里，她被安排在潘汉年手下，从此投身更隐秘更惊险的电台与交通线保护任务。

抗战艰苦，情报员的胜负往往只在一条暗号。董慧与潘汉年在上海、香港及皖南之间来回穿梭，先后策动港口码头工上传递英军和美舰的动态，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协助营救被困在香港的进步人士。八年生死与共，信任在一次次危局中淬火。1947年冬，淮海路的临时寓所里，他们用一对极简的铜戒指完成婚礼——没有堂而皇之的誓词，只有互道珍重。

然而风云翻涌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潘汉年以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长身份接管《大公报》及各报业联社。可这位功勋卓著的“地下之王”很快被深埋的暗线纠缠。1939年，他奉命与建立秘密联系，1943年阴差阳错与汪精卫照过一次面。薄如蝉翼的灰色地带被敌特、被历史的放大镜层层放大。1955年4月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带队在上海将他带走，罪名是“潜伏嫌疑”。噩耗传到董慧耳中，她几乎不敢相信，血汗换来的“红色盾牌”顷刻变成枷锁。

接下来的岁月满是铁窗与审查。功德林看守所的长廊潮湿，潘汉年被要求逐日交代“与汪伪接触”的细节；董慧也被隔离反复讯问。两人被迫中断通信，直到1962年才以“监外就医”名义先后获释。上海冬夜，短暂团聚的夫妻试图以平凡生活自救——给外孙做虎头鞋、在弄堂口排队买白菜。但好景未几，1966年运动骤至，旧案再翻，潘汉年第二次被收监，董慧被遣下放。

1975年，夫妇被送至长沙近郊一处棉花农场，连名字都被改掉——潘汉年成了“肖淑安”。劳作之余，他仍记录情报工作经验，却无纸可写，只能在旧报纸边角勾画符号。1977年4月26日，积劳成疾的他弯腰捡棉时突感胸痛，没等到医药便倒下。农场工友抬着他进入破旧宿舍，只听他低声念叨：“组织会明白的。”两天后，老特工走完漫长黑夜，终年六十七岁。骨灰就近埋在浏阳河畔一片荒地，连木牌都被雨水泡得发白。

董慧拒绝了回港疗养的建议。她向长沙地委交了一份申请：要求保管丈夫遗骨，等待组织结论。1979年2月，肺病恶化，她弯着腰写下最后一封信，里面只有一句话：“我信他，我也信党。”信封还在桌上，主人却合上了眼睛。遗憾，成了她最后的情绪。

同一年年底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潘汉年：“此人我接触多年，为人沉毅可靠，不宜再悬而未决。”这番话并未立即改变审查节奏，却像一颗钉子，钉在众人心里。调查组随即赴上海、南京、香港调卷，补证人证。李克农旧部提供的密码手稿、英国情报机关战后解密的档案，都指向一个结论——潘汉年不但没有叛变，反而利用李士群的信任，多次向延安递送日军内部战略情报。

1982年7月，中共中央发出〔1982〕18号文件，宣布撤销对潘汉年的一切错误结论，还其清白，并明确肯定他和董慧对抗战、解放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。紧跟其后，上海市委派工作组南下长沙。在浏阳河畔那块简陋坟地，工作人员小心掘出两口骨灰坛，一大一小。有人问：“用不用分开装？”组长摆手：“夫妻并肩，生同衾，死同穴。”回沪途中，梅雨滂沱，卡车一路摇晃，棺木却被牢牢固定。车厢的帆布连接成临时灵堂，一面鲜红党旗覆盖其上。

次年春天，灵柩抵达北京八宝山。仪式没有排场，只有老情报战线代表列队默哀。陈云远远站着，摘帽三鞠躬。悼词里列举的十一项功绩，大多第一次公之于众：1932年策反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情报处长；1937年组织上海文化人士赴武汉；1941年保护一批国际友人转移。条条事迹掷地有声，仿佛在替他回应那句“未坦白”的指责。

回看整个案子，有意思的是，决定性线索竟然出自敌方旧档。日本陆军参谋部战后备份的情报汇编揭示，1943年起上海地下党所获电文屡次导致日军部署外泄。李士群对这一漏洞百思不得其解，直至战败仍不知破绽来自何处。这份记录成为平反的重要佐证，也映照出情报战线上“看不见的阵地”。